至于软件公司为三方提供平台使乘客得以同时就租车和雇司机达成合意，也并未违反禁止性规定——事实上，业者之所以采取这么复杂的操作模式，正是为了不违反汽车租赁不得配备驾驶人员这一明文规定。

其中，第五点属于狭义诉的利益，即原告具体的实际利益或保护的必要性。这种认识或许也影响到了司法的判决，黄陆军案可以说是其集中体现。

[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0）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2009年10月26日，黄陆军等18名原告向被告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对第三人东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东阳市开发总公司设立登记、内衣城公司设立和变更为世贸城公司登记、商管公司设立登记的行政行为不服，请求撤销相应的登记行为。针对行政复议第三人的资格标准——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行政复议法》第10条第3款），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张成银诉徐州市人民政府房屋登记行政复议决定案中指出，复议的决定结果与现持证人张成银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故复议机关在行政复议时应正式通知张成银参加复议。近期代表性的研究作品有王天华：《行政实体法的保护与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从保护规范理论看我国的原告资格认定问题》，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的源流——王名扬教授九十华诞贺寿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拟以黄陆军等人不服金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登记行政复议案（以下简称为黄陆军案）为对象，[①]分析实践中利害关系判断的发展现状，揭示其中的判断框架和基准，以期获得利害关系判断上的相对确定性。

进入专题： 利害关系 。二审法院首先认为黄陆军等与工商登记行为之间没有利害关系，然而又指出经工商登记的公司与黄陆军等之间存在的是民事合同法律关系，最后认可了工商局关于上诉人与具体行政行为没有行政法律利害关系的判断。既然一切（包括合法与不合法）是由权力来决定的，而且已有了权，还需要用法来为之保障么？因此，针对权力的先定性与腐化性、侵略性，人们就用宪法与行政法来约束它、管制它，使之分别由不同主体行使并置于人民监督之下，这才是我们重新开始要做的。

有的是由于革命成功后要除旧布新，1793年的法国、1918年的苏联、1954年的中国也就颁布了宪法。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现在需要研究的宪法理论问题是我国四十年来为什么换了四部宪法？ 我国每一部宪法都自称是新宪法或最好的宪法或人民的宪法。一位外国宪法学者指出，现代宪法的出现是由于人们需要一次重新开始。

但一个城市在一夜之间所起草的《暂行规程》可以全面限制游行、示威的自由。要同过去决裂并需要重新开始的原因各国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想重新开始。

那么，1688年的革命和《权利法案》又怎么解释呢？那年议会赶走了詹姆斯进入专题： 土地集体所有 。[68]现有法律只开放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流转的窄门，即被动流转，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农村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兼并等情形致使土地使用权依法发生转移，[69]对主动流转没有开放空间。政社合一意味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也是政权组织，土地集体所有完全成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完全排斥土地私有，土地也不能出租和买卖，通过行政权力确定种植品种，关闭市场，自己之外的农产品在国家统购统销。

但是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依法取得建设用地的企业，因破产。2004年宪法修正案通过，标志着作为基本权利的土地集体所有启端：修正案将《宪法》第10条改造得与第13条的私有财产规范同构，都包括不可侵犯条款、限制条款和征收补偿条款。[85]集体曾经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缓冲带，当下正变为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场域。[38]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求土地相对集中，这从另一个侧面也遏制了土地的私有化转向。

承包经营权的抵押、担保权能补足。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一步步被空箱化，直到完全被土地集体所有挤出。

[65] 参加《担保法》第37条。[69] 《土地管理法》第63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

关键词:  土地集体所有 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第2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43] 中国宪法将社会保障理解为一项权利。在互助组阶段，农民土地所有权尚可以理解为一项物权。[6]农民土地所有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被植入了国家权力的榫头，[7]为土地权利设置的变迁预留了足够的制度空间。另一方面，暗中导入成员权内涵，为集体所有向基本权利的转化开辟道路。但是，这些包产到户最终都被当作闹单干、破坏集体所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加以批判河镇压下来。

[52] 参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4条。在此基础上，中央启动了现代化建设。

（二）建设用地使用权 集体所有土地中的建设用地包括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和公益性建设用地。作为基本权利的土地集体所有正在成型。

但是，如果不厘清土地集体所有的基本面相，我们就只能在左冲右突中慌不择路，最终走向制度的死胡同。土地改革运动打碎了地主豪绅阶层，使得国家权力可以长驱直入农村和农民生活。

如果与昔日相分离，这些概念的形式和含义就无法理解并且是专断恣意的。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界定农村集体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集体成员的基本权利尽管有其历史渊源，但从规范的意义上看，是建立在集体所有土地上的一项权利。土地集体所有本是被建构而非自然生长出来的概念，当下中国的农民集体也是被集体化的产物，[84]在遭遇市场化的洗礼之后，如果土地集体所有不能尽快发育为宪法层面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看到的农村图景可能是乡愁尽失，田地荒芜，甚至影响社会稳定。

韩松教授将土地集体所有权理解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所有权，也正是基于这一理由得出的结论。尽管如此，农民仍然不愿放弃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耕种土地无法做到利益最大化，但无疑可以做到风险最小化。

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尽管也确认集体所有制，但认为只是现阶段才有的现象。[48]严厉禁止基本农田改变用途，只有国务院才能被批准占用基本农田。

2007年，《物权法》进一步肯定宅基地使用权，但规定不得抵押。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

土地承包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农业生产的大发展还取决于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22]进入人民公社阶段后，政社合一的体制决定了土地集体所有完全成为国家权力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刘连泰刘玉姿：《作为基本权利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承包经营权和建设用地使用权都是私性质的权利，这些权利的发育，会最终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性质。

经济学界的这一解释进路与本文所理解的政治改造工程并不矛盾。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农民丧失对土地孳息的处分权。

政府也有充沛的资源来运作权力，经由威胁、操纵和说服，作为国家权力的土地集体所有形成。但将集体土地全民化的进程并不像毛泽东想象的那样顺利，农民通过偷懒、瞒产等消极不合作甚至内卷化的生产方式，[35]使土地的产出极为贫乏。

按霍菲尔德的理论，与权利相关的概念是有责，[28]不服从权力必然产生责任。另一方面，变革建立在土地上的各项权利，以注入基本权利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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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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